二十多年以前，邬百灵找我出版沈宣墨自传时，我对着原稿细细翻阅，他静静地等我一个下午，我翻阅完毕后，抬起头对他说：这是你的自传？
当他告诉我，这的确是沈宣墨自传，只不过大部分由他完成后，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：这叫做造假，也涉及侵权。然而，他像对法官陈述一样，将一件件“证据”码好：沈宣墨希望自传能以邬百灵视角撰写的承诺信、沈宣墨与邬百灵之间的“枪手”合同、沈宣墨阐述整本自传大纲逻辑的录像视频。
在当年，我刚刚从新闻界转入出版行业，思维受二十余年记者生涯影响，于是脱口而出：这样不真实的内容，对大众的认知有极大的误导。
谁知邬百灵掩嘴“咯、咯”笑了起来，解释道：沈宣墨的意图，恰恰就在于将大众误给他的过于正面的评价，通过误导的方式，扭转回原本的客观的中立立场。
这一句话不但使我决定参与他们两人的“误导”，同时也对我的后半人生产生了正确的“误导”。
我的记者生涯里发生过一件使我对记者一职深恶痛绝的事。单位里交给我一则专题报道，关于某超大型工厂员工集体失联事件。我带领团队采取兵分三路的做法，一路紧跟警方，一路报道员工家属，但不知为何，家属几乎全部不愿意配合，警方和我们都屡屡碰壁。我只身一人打探工厂内部，最终通过关系，与一名身份为工厂高层的线人取得联络，调查出失联员工全部被禁闭于工厂某幢宿舍楼，楼外有信号屏蔽器。事实系该工厂有虚假项目引诱投资者投资的行为，工厂处于筹备上市的关键阶段，需要严格控制负面信息流出，因此限制全部与虚假项目相关的车间员工人身自由，以保证上市。
我的报道一出，即引起轩然大波。工厂高层超八成入狱，最高负责人负债十亿。正因这则报道，我在新闻界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被赋以崇高地位，获得如邬百灵之类传媒学子的敬仰。
然而，正如邬百灵回忆得无比准确，在《沈传》中添入的我曾对他说过的那番话，一根蛛丝可以扳倒一座大山。工厂事件定性多年后，我无意中与事件当事人——被禁闭的员工之一在路上碰见，对方认出了我，相互闲聊几句，他对我感叹道，当年工厂的那份工作，是他所找过的最好的工作。
我诧异地得知，当年被禁闭的员工全部是自愿而为，因为工厂以每日三倍薪资为封口费。这在同类超大型工厂打工者中十分常见，家属虽不知缘由，但也都知晓：如果身为工厂员工的亲人收拾行李，表示有段时间需要住在公司，电话、微信均联系不上，那么无需惊慌，这代表着他们将收到超高的工资，是极其幸运的事，家属不仅不担心，反而会欣喜不已，这也是为什么，我当年报道员工家属的那一路同事，碰壁概率会如此高。
而超大型工厂间如此稀松平常之事，为何独独这家工厂受到关注？我暗中留意后才发现，单位某部分领导做派下流，存在潜规则。
当年，互联网兴起不久，正以极快的速度普及，论坛如过江之鲫数量庞大，其中也包括以工厂员工及家属为主要受众的网络社区。在该社区中，出现“老公/老婆/父母/孩子闹失踪，家里要装修”的流行语，且用户会攀比失踪次数，多者会引起他人艳羡。
我当时的单位注意到此类异象，然而领导的第一反应，不是成立专题报道小组，而是向每家大型工厂放出风声。最终，一家当时同在上市筹备阶段的工厂交出巨额酬劳，请单位领导调查其竞争对手，也就是单位命我报道的那一家。
一个行业的乱象因为我的报道而成为了某家企业的行为，而我所热爱的新闻事业默许之、纵容之，甚至以其为主要收入来源。此后工厂引以为鉴，已再无此类现象，但人民群众从不如他们所庆贺的那样，在资本与其较量之间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。
我不得不拜倒于沈、邬二人因责任而制造谎言的理念，甚至一段时间内对“真相”、“真理”等嗤之以鼻。自然，二十多年后，我不再激烈极端，作为已经退休，安度晚年的老人，在谎言与真实间保持中庸。
但我继续支持着沈、邬以欺瞒愚弄大众的行为，也算是我这个老顽童的趣味罢。